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主将梁启超(1873—1929),是贵州的女婿,岳父李朝仪,贵阳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妻兄李端棻(李朝仪侄子),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先行者,是疏请创办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贵州先贤,亦是清廷坚定支持戊戌变法的大臣。
梁启超与贵州渊源深厚,十分关注贵州文化,对世人小视贵州历史文化大不以为然,慨叹“其简略太甚耶”!
梁氏特别推崇“黔之通人”遵义沙滩学人郑珍。梁启超出世时,郑珍已作古9年。两人虽未同处时期,但是在学术上颇有共识。梁启超曾赞郑珍主纂《遵义府志》为“天下府志第一”,在其《饮冰室文集》中的《巢经巢诗钞跋》一文中这么写道:“郑子尹诗,时流所极崇尚,范子伯,陈散原皆其传衣。吾求之十年不得,兹本乃赵尧生倚御所刻。癸丑入都,印数以诒朋辈好郑诗者,此其一焉。”“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挟。”文中梁氏谈到为了读到郑珍诗集《巢经巢诗钞》苦觅10年才得到,得之后印制十多部赠送给喜欢郑诗的朋友。后来,梁启超还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其文学,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吴伟业之靡蔓,王士桢之脆薄,号为开国宗匠。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执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同途。诸经师及诸古文家,集中亦多有诗,则极拙劣之砌韵文耳。嘉、道闻龚自珍、王昙、舒位号称新体,则粗犷浅薄。咸、同后兢宗宋诗,只益生硬,更无余味。其稍可观者,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而中原更无闻焉。”历代评论郑珍者皆点到为止,而梁启超着墨最多。此记中,梁启超把深居偏僻遵义沙滩的郑珍,与中原名士王士桢、袁枚、龚自珍进行比较,足见梁氏对先辈郑珍是极为推崇的。
沙滩文化人中还有一位与梁启超有着密切的情缘关系,他就是郑珍的外甥黎汝谦。光绪八年(1882)年,仅25岁的黎汝谦随叔父黎庶昌调充日本神户任领事官。在日期间,他与随员蔡国昭历时3年,翻译了《乔治·华盛顿传》,其著数十万言,5次校对而后成书。1896年,其传以连载的形式刊载在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办的《时务报》上。这时梁是主编,黎是作者,虽未谋面,心已结缘。
黎汝谦回国后,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维新运动,他认为落后的中国有救了。当他得知康有为是六品小官、而梁未入仕时,便致函四封给朝中重臣李端棻、张之洞,向朝廷举荐康梁,并望委以重任和实权,以完成维新大业。他在《上书两督张书》中写道:“伏观近日贤士,能深通中外之故,熟习交通之宜者,莫如康君有为,梁君启超。”之后康梁果然得到光绪帝的重视。可叹的是这次寄予民族复兴的维新变法,只历时103天而失败,黎汝谦心中的强国之梦顿成泡影。
黎汝谦虽年长梁启超17岁,但是他始终是这次维新变法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他寄情笔端,以寓言的手法写就了《畏垒国游记》一文,影射腐败而闭塞的清政府。后来,黎汝谦还将写给李端棻、张之洞推荐梁启超的信,连同《畏垒国游记》一并辑入《夷牢溪庐文集》,于1904年刻印于广州。此时慈禧屠刀在手,黎汝谦仍然无所畏惧,其胆其魂,令人叹服。后来,终因该集子中多次提到康梁而遭株连,被清政府处以免职,之后黎只好返黔寓居贵阳。
梁启超与郑珍是学术上的知己,与黎汝谦是政治上的同志,可叹的是由于环境的制约和年龄上的悬殊,未同处时期和携手并进,但是也进行了时空上的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