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K6lCD作者:徐亦超china.huanqiu.comarticle方舟:国际势力加强遏制中国发展 凸显“二十三条”立法迫切性/e3pmh1nnq/e3pn61c2g【环球网报道 记者 徐亦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已经有一段时间,在此次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涉香港、澳门的部分可谓亮点颇多。为了更好地领会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解读十九大报告环球网记者专访了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央要牢牢掌握对香港和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方舟认为,“一国两制”设计之初,就是“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要正确理解全面管治权需从两个层面看。他表示,第一层是从权力基础来说。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间的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不是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关系。授权式关系就是说,中央政府授予特区政府多少权力,特区政府就有多少权力,特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而且,我们虽然不用“剩余权力”这种说法,但是根据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只有授予特区政府的部分权力归特区所有,没有授予的权力则仍归中央所有。 第二层是从实际应用权来说。过去香港有些人认为国防外交是的中央权力,其他都属于香港内部的“高度自治权”,这一理解是不准确的。根据《基本法》,中央除了拥有国防、外交权外,还拥有一系列直接权力,比如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实质性任命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所通过的立法法案备案,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拒绝备案,那么这些法案就不能生效;司法上,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等。这些都是《基本法》里所规定的中央权力。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基本法》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因此香港有一部分人对特区政府的权力范围有片面、不准确的理解,尤其是近几年在一小部分香港人中出现“港独”思潮的情况下,中央要更加强调“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的有机结合。针对十九大报告提到,“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方舟表示,“一国两制”从八十年代创造性提出,再到过去二十年的实践,整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回顾历史表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内地经济发展水平与香港差距较大,而且香港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因此当时有疑虑中国内地作为较为贫穷的政府在收回香港后,是否能管理好这一全球最著名的“自由港”。在1984-1997的香港回归过渡时期,香港出现了移民潮,很多香港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移民海外。但是,回归以后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确实得到成功落实,且比当时许多人预想都要好。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都悲观地判断一个国家没有可能实现两种货币并存的体制,会引起流通上的混乱。但实践中“一国两制”确实实现了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可以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货币流通制度。更重要的指标则是97回归前移民海外的港人在看到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发展后大量选择回流香港,可谓大家用脚投票证明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一国两制”也会出现新问题、新挑战。包括近年香港的本土“港独”思潮,令有些人怀疑“一国两制”模式是否成功。但方舟对此并不担心,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所讲“不忘初心”,就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这个制度设计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最适合港澳的模式。十九大报告涉港澳部分的另一大亮点是明确强调要把港澳工作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来,诸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珠澳大桥、粤港澳高速铁路、乃至在国家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都不乏港澳地区的身影。对此,方舟认为,随着国家近年来发展越来越快,中央也希望港澳居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港澳目前面临一些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包括产业结构比较狭窄、土地资源稀缺导致产业用地和住房用地短缺。在这一情况下,国家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可以为港澳居民创造更大的经济发挥空间和生活空间。他说,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港人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比如广东省多个城市都相继建立了香港青年创业的基地、中心和孵化器,出台了社会配套政策,配合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比如最近所出台的港澳居民在内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使港澳居民在内地所缴纳住房公积金可在将来返回港澳时取回,带回港澳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具体实施细节的政策,包括港澳居民用回乡证购买高铁票等问题,也在近期得到了解决。国家出台这些政策实际上就是希望港澳居民把握发展机遇。而对于如何壮大“爱国爱港”团体力量,切实做好香港“人心回归”的工作,方舟表示,邓小平同志从八十年代就说将来“港人治港”要以“爱国者为主体”治港。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大部分爱国者很难进入政府的管治队伍,所以导致目前亟待加强对爱国者管治队伍的培养工作。2002年以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实施“高官问责制”,从各界人才中选拔聘用各司局长,在实践中发现既爱国又政治能力较强的人才相对缺乏,使特区首长在选拔政治官员时选择余地不是特别大。他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壮大具有管治能力的爱国者队伍,加强培养工作。具体来讲尤其要注意三个部分:问责制官员、公务员、立法机关内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要在这三个地方积极培养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学习新加坡以及日本的经验,让政治人才在三个不同主体中循环锻炼、逐级提拔,逐渐培养一批有管治经验、选举经验、能够面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爱国者,成为“港人治港”的主体。此外,由于多方面原因,大部分普通港人对国家发展成就的分享缺乏实质的利益关联,方舟也就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让普通香港老百姓切实分享国家发展红利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鼓励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北上发展,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让他们有更多向上发展空间。二是内地对港辐射。二三十年前是以港资对内地投资辐射为主,但最近十年其实是内地开始对香港辐射,包括内地企业在香港投资,尤其是内地金融企业和科技企业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内地居民大量来港消费,也为零售、餐饮、旅游这些吸纳大量中低阶层劳动力的消费型服务业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使得香港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三是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为香港人走出去创造了很多新的机会。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港人赴珠三角创业,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商机,创造了许多发家致富的故事。未来港人可以沿着“一带一路”开拓商机,在“一带一路”沿线把握新机遇。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之下,国家和香港共同努力,出台更多政策,让港人在区域内有更多发展机会。出台税收、医疗、养老保险等配套制度。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如港珠澳大桥通车后,政府应开放更多香港车辆进入内地,双方共同协调,为港人享受国家发展红利提供更好机会。最后,对于十九大报告中对港澳明确提出了“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的要求。方舟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已经写明了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这是香港所应履行的宪制责任,目前澳门已经完成了相关立法,起到了示范作用。他强调,在当前形势下,香港为二十三条立法的必要性更加迫切。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发展和实力提升,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以及近期所谓的“印太战略”等激进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空间上加强了遏制态势。由于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使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国际势力想遏制中国发展的角力场所,所以更有必要立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这几年也出现了“分离主义”的思潮,甚至包括公开提出“港独”等口号,组织倡导“港独”的行动,前几年更爆发“占领中环”事件,更加凸显了二十三条立法的必要性。151598700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xuyichao环球网151598700000012["9CaKrnK6iTV","9CaKrnK6i3Y","9CaKrnK6i4g","9CaKrnK6hZ0","9CaKrnK6hYT"]//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8/0115/11/35/20180115113515360.jpg
【环球网报道 记者 徐亦超】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已经有一段时间,在此次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涉香港、澳门的部分可谓亮点颇多。为了更好地领会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解读十九大报告环球网记者专访了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研究主任方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央要牢牢掌握对香港和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方舟认为,“一国两制”设计之初,就是“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要正确理解全面管治权需从两个层面看。他表示,第一层是从权力基础来说。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间的关系是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不是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分权关系。授权式关系就是说,中央政府授予特区政府多少权力,特区政府就有多少权力,特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而且,我们虽然不用“剩余权力”这种说法,但是根据授权与被授权的关系,只有授予特区政府的部分权力归特区所有,没有授予的权力则仍归中央所有。 第二层是从实际应用权来说。过去香港有些人认为国防外交是的中央权力,其他都属于香港内部的“高度自治权”,这一理解是不准确的。根据《基本法》,中央除了拥有国防、外交权外,还拥有一系列直接权力,比如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实质性任命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所通过的立法法案备案,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拒绝备案,那么这些法案就不能生效;司法上,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等。这些都是《基本法》里所规定的中央权力。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对《基本法》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因此香港有一部分人对特区政府的权力范围有片面、不准确的理解,尤其是近几年在一小部分香港人中出现“港独”思潮的情况下,中央要更加强调“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的有机结合。针对十九大报告提到,“一国两制”是解决港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方舟表示,“一国两制”从八十年代创造性提出,再到过去二十年的实践,整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他回顾历史表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内地经济发展水平与香港差距较大,而且香港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因此当时有疑虑中国内地作为较为贫穷的政府在收回香港后,是否能管理好这一全球最著名的“自由港”。在1984-1997的香港回归过渡时期,香港出现了移民潮,很多香港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移民海外。但是,回归以后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确实得到成功落实,且比当时许多人预想都要好。9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都悲观地判断一个国家没有可能实现两种货币并存的体制,会引起流通上的混乱。但实践中“一国两制”确实实现了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可以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货币流通制度。更重要的指标则是97回归前移民海外的港人在看到香港社会稳定繁荣发展后大量选择回流香港,可谓大家用脚投票证明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一国两制”也会出现新问题、新挑战。包括近年香港的本土“港独”思潮,令有些人怀疑“一国两制”模式是否成功。但方舟对此并不担心,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所讲“不忘初心”,就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这个制度设计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最适合港澳的模式。十九大报告涉港澳部分的另一大亮点是明确强调要把港澳工作放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来,诸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港珠澳大桥、粤港澳高速铁路、乃至在国家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中,都不乏港澳地区的身影。对此,方舟认为,随着国家近年来发展越来越快,中央也希望港澳居民分享国家发展的成果。港澳目前面临一些内部的深层次矛盾,包括产业结构比较狭窄、土地资源稀缺导致产业用地和住房用地短缺。在这一情况下,国家鼓励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和生活可以为港澳居民创造更大的经济发挥空间和生活空间。他说,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港人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比如广东省多个城市都相继建立了香港青年创业的基地、中心和孵化器,出台了社会配套政策,配合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比如最近所出台的港澳居民在内地住房公积金制度安排,使港澳居民在内地所缴纳住房公积金可在将来返回港澳时取回,带回港澳使用。另外还有一些具体实施细节的政策,包括港澳居民用回乡证购买高铁票等问题,也在近期得到了解决。国家出台这些政策实际上就是希望港澳居民把握发展机遇。而对于如何壮大“爱国爱港”团体力量,切实做好香港“人心回归”的工作,方舟表示,邓小平同志从八十年代就说将来“港人治港”要以“爱国者为主体”治港。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大部分爱国者很难进入政府的管治队伍,所以导致目前亟待加强对爱国者管治队伍的培养工作。2002年以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实施“高官问责制”,从各界人才中选拔聘用各司局长,在实践中发现既爱国又政治能力较强的人才相对缺乏,使特区首长在选拔政治官员时选择余地不是特别大。他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壮大具有管治能力的爱国者队伍,加强培养工作。具体来讲尤其要注意三个部分:问责制官员、公务员、立法机关内的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要在这三个地方积极培养人才,形成良性循环。学习新加坡以及日本的经验,让政治人才在三个不同主体中循环锻炼、逐级提拔,逐渐培养一批有管治经验、选举经验、能够面对复杂政治局势的爱国者,成为“港人治港”的主体。此外,由于多方面原因,大部分普通港人对国家发展成就的分享缺乏实质的利益关联,方舟也就此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表示,让普通香港老百姓切实分享国家发展红利可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鼓励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北上发展,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让他们有更多向上发展空间。二是内地对港辐射。二三十年前是以港资对内地投资辐射为主,但最近十年其实是内地开始对香港辐射,包括内地企业在香港投资,尤其是内地金融企业和科技企业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内地居民大量来港消费,也为零售、餐饮、旅游这些吸纳大量中低阶层劳动力的消费型服务业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使得香港的失业率长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三是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为香港人走出去创造了很多新的机会。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港人赴珠三角创业,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商机,创造了许多发家致富的故事。未来港人可以沿着“一带一路”开拓商机,在“一带一路”沿线把握新机遇。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之下,国家和香港共同努力,出台更多政策,让港人在区域内有更多发展机会。出台税收、医疗、养老保险等配套制度。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如港珠澳大桥通车后,政府应开放更多香港车辆进入内地,双方共同协调,为港人享受国家发展红利提供更好机会。最后,对于十九大报告中对港澳明确提出了“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的要求。方舟表示,《基本法》二十三条已经写明了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这是香港所应履行的宪制责任,目前澳门已经完成了相关立法,起到了示范作用。他强调,在当前形势下,香港为二十三条立法的必要性更加迫切。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说,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家发展和实力提升,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以及近期所谓的“印太战略”等激进地缘政治战略,对中国的国际环境与国际空间上加强了遏制态势。由于香港是高度开放的国际城市,使香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国际势力想遏制中国发展的角力场所,所以更有必要立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这几年也出现了“分离主义”的思潮,甚至包括公开提出“港独”等口号,组织倡导“港独”的行动,前几年更爆发“占领中环”事件,更加凸显了二十三条立法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