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欧洲时报》3月27日文章，原题：西藏五十年 欧洲五世纪 如果不是通过影视作品，当代欧洲人恐怕也是很难想象五百年前中世纪奴隶制的黑暗历史。因此，对五十年前西藏仍处于水深火热的农奴制社会缺少了解，便也属自然——那种社会状况无关宗教信仰。结束这一制度，是近代人文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权觉醒。

　　50年前的1959年3月28日，当时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获得了新生。当年的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些珍贵的历史性的镜头：“第一次拥有了田地的藏人流下眼泪滴湿了贫瘠的泥土，还有人彻夜不眠地守在自己的土地边”。

　　当年的欢腾庆祝的场面也进入了在西藏访问28天的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视野，她用《西藏农奴站起来》这句颇具宣传味的语句作为书名，客观记录西藏民主改革社会全貌，一度成为西方世界了解西藏的窗口。

　　五十年前：旧西藏的法典，曾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上等上级人的命价是与尸体等量的黄金，下等下级人的命价却仅为一根草绳。这个著名“草绳条款”曾经无数次震撼初次了解西藏历史的人们——在农奴制度之下，人命犹如草芥，又何谈人的生存、教育、发展？又何谈220年前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的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五十年后：如果不是眼下政治论战的需要，人们差点儿忘记了还有三个藏语词汇正在濒临消失：差巴（种差地的农奴）、推穷（小户的农奴）、朗生（意为“家里养的”农奴）。当年这三个常用的藏语词汇把西藏绝大多数人作了分类标签并跟随终生，然而今天，它们已变成某种正在消失的历史记忆，只在展览、教科书、纪念座谈会或者政治需要之时才会被想起。

　　正如中国人从星光灿烂的欧洲文艺复兴得到想象（而不是欧洲的中世纪黑暗奴隶制）一样，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对香格里拉的描写自然容易成为欧洲大众的西藏想象。两个案例的相同点是人们都从对方的历史上看到光彩的侧影而忽略当局者当事人的痛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