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欧洲时报》1月27日文章，原题：中法建交45周年 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回顾45年前公诸于众的这45个字，令人感慨万千。在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遭以美国为首之西方国家“围堵”的情况下，与法国建交无疑是中国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这两个东西方大国的建交，不仅从此改变了两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对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世界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这一被称为二20世纪外交史上的“核爆炸”，堪称戴高乐英明果敢之“独立”外交政策的成果。

　　中法建交，打破了美苏对中国的封锁，成为中国外交突破的新起点，对此，中国人不会忘记戴高乐这位法国伟人。当他1970年去世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下半旗致哀，这是对外国领导人逝世表达的最高规格的哀悼，足见中国人民对这位伟人的敬重之情。

　　在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法中建交在西方引起的震动从美国官方“愤怒、震惊”、日本“反应强烈、震动很大”即可见一斑。由此也不难想像戴高乐当年作出“与共产党中国建交”的决定要承受国内、国际多大的压力。在稍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向法国人解释说：“法国应该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中国也同样应该直接倾听法国的声音，两国关系的建立将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他还预言，尽管有些国家仍在犹豫，但将来会效仿法国的做法。法中建交之后两国关系的长足发展以及后来美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步法国后尘与中国建交，足以证明戴高乐的英明远见。

　　戴高乐并不掩饰法国决定与中国建交有地缘政治的现实因素（“中国现在虽然还不强大，但将来肯定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与中国建交比等它强大了之后要好”），但他更强调基于文化方面的考虑（中国是一种文明，一种“十分独特、十分深厚的文明”），强调这是两个文化大国的合作。

　　戴高乐在现当代国际政治中引入文化的概念也许并非偶然，很可能是出于对法国和欧洲历史以及美苏两强称霸世界的反思：在只认实力的20世纪，两个超级大国以意识形态之争划分天下，使历史相对悠久的欧洲列强沦为附庸，自认为曾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世界近现代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法国人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一再受到美英“盟友”欺压的戴高乐痛定思痛，将文明引入国际政治视野，通过与中国这一“永恒的文明”建交，以文明的结盟去打破美苏强加的两极世界秩序和意识形态之争，开多元时代之先河，不能不说是对现代国际政治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