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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4日文章，原题：两个国家，不同目标  当前，将印度和中国相提并论成了时髦的说法。据说这两个大国正在接管世界，成为西方数百年主宰后两个新竞争者，成为可与西方几代经济成就相媲美的东方国度。好像在全球的想象中，中国和印度正联手登上世界高峰。

　　想证明这种密切关系荒谬的人，只需看看北京奥运会的奖牌榜。中国排名第一，生我的印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只获得3枚奖牌（1金2铜），排名第五十。

　　这没什么令人惊讶的。历经多年隔离后重新加入全球竞争以来，中国已经着手有条不紊地争取奥运的成功，但印度仍然对不足的竞技实力自满。中国在回到奥运大家庭的20年中（原文如此），为争取奥运主办权四处奔走的时候，印度却一直沉迷于主办1982年亚运会的光环。

　　当中国开始夺牌计划时，印度人还在思索，能不能打破两枚奖牌的魔咒（两枚奖牌是印度在此前历届奥运会获得的最多奖牌数）。当中国盯上皮划艇项目，并决定建立一个团队时，印度却没能成功申请将擅长项目列入奥运会。当中国在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上一如既往，在划艇、射击等非传统项目上取得新优势时，印度眼睁睁看着曾经无敌的板球运动逐渐衰败，甚至都没成为北京奥运会项目。

　　这两个国家的体育不在一个档次上。

　　奥运会的遭遇表明，两个国家体制上有本质不同。中国国家决定目标、制订计划，用大量国家资源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聘请世界一流外籍教练。相比之下，印度对这次奥运会的准备，还是将业余、政府的无能、漫不经心的测试和混乱的组织搅在一起。

　　和北京奥运会上舞蹈完美的精度相比，“宝莱坞”音乐剧混乱不堪。中国可以轻易地修建一条6车道高速公路。而在印度，如果你想拓宽2车道的高速路，你都可能面临几年的牢狱之灾，外加赔偿金。在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优先项目，然后为其注入资金。而在印度，优先权似乎是从对众多利益无休止争论中得出来的，筹集资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作者沙希·塔鲁尔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王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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