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12年出版著作42部，发表文字4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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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搞学术的要信仰学术，种庄稼的要信仰庄稼”、“文坛需要清洁之精神”、“文学艺术家应该关心人的痛苦、拯救与罪孽这类问题”、“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有所作为，有所但当”……他，9岁就发表小小说《大肚皮的爸爸》引起轰动，10岁开始便以“北野”为笔名在文学报刊和诗歌期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作品，在国内文坛引起广泛关注，16岁出版长篇小说《花开花落》......他，曾以笔名“北野”闻名中国当代文坛，是当代知名作家、著名文艺评论家、独立学者。他常以犀利的言辞抨击当下充斥于中国文坛的堕落风气，被称为“精神卫士”、中国文学界“圈子”里誉为除鲁迅以外，第二个“牙很硬的人”、“穷得只剩下两根硬骨头”的中国当代传统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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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在当代文学界以“精神卫士”著称的知名作家、文艺评论家、诗人、独立学者—殷谦。同时他也是一位年轻的“高产作家”。迄今为止，他所写的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和杂文、哲学著作都是公开出版发行已达42部，其中被译成德、英、法、越等文字在海外发行，在国内外公开报纸杂志发表文学和学术作品7000余篇，400余万字。目前，他历时四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也《太古》已经完稿，即将出版。笔耕不辍，出版著作42部“我出生在农村，父亲曾是乡村教师，当了一辈子的老师，母亲是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我小时候在草地里放牛，跟着母亲在田地里干农活，什么苦都吃过，锄草，割麦子，顶着月亮给田地里浇水。所以我的喜好和所有的想法都比较简单和朴素，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童年的时候我与自然接近，天地是父母，自然中的一切都是我的父母，我只是快乐地汲取智识，健康地成长，道德不应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自然赋予我的一种天性，我特别鄙视社会中的人情势力和伪善的人。”虽为国内知名的独立学者，但是殷谦的天性中却充满了善良和真稚。在他看来，自然是最好的教育。也正因此，他对儿子的教育遵从天性，主张老师和家长要为人师表，健康积极地引导，其它的交给孩子的天性。同样，生活上的殷谦不拘小节，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大多都是在废寝忘食地创作。有时候饿了都是随便到冰箱里乱吃一顿，所以他的肠胃不好，经常生病。然而他却非常珍惜友谊，常常花钱请人吃饭，哪怕花去一个月的生活费他都毫不吝惜，殷谦说：“并不想蹭饭，花钱请朋友们吃饭，是感觉自己太孤独，想和朋友坐坐，谈天说地，朋友们也经常会想起我，知道我创作累，就请我吃饭。”一位自称与殷谦非常熟悉的出版社编辑坦言：“殷谦是一个神秘的人，他行踪不定，没有人真正知道他究竟在哪里。他经历传奇，但是却怕生，如果在一起有陌生人，他几乎一言不发，从头至尾只做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很腼腆，文气、才气逼人，在他面前，你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正在一点一点地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让人不得不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感。他性情天真，对现实社会太了解以至于不愿意置身其中。他总会营造出一种和谐、温暖、融洽的氛围，而让参与其中的人无法在这样的一个氛围谈物质，谈女人，谈享受，只谈历史和智慧，谈希望和信仰。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自己很卑微。他就像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文人，善良，又博学，而且清雅脱俗，给人一种心灵上的感动和思想上的宁静。”曾与殷谦在一所大学一起读书的著名作家贾平凹这样说：“殷谦从不矫饰，对于物质几乎不会挑剔，但他对社会和时代以及人就非常挑剔了，他希望一切都要健康和完善。他对一切新鲜的人和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充满了纯真和美好的愿望，他对自己太苛刻，对社会和时代也同样苛刻。”而殷谦自身对自然的感悟以及获得的他人评价却恰恰源自于他的“传奇”经历。9岁在《中国少年报》发表小小说《大肚皮的爸爸》引起轰动，10岁以“北野”为笔名在文学报刊和诗歌期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作品，在国内文坛引起广泛关注，16岁出版长篇小说《花开花落》，1998年又供职于新疆伊犁日报社，后来受聘于经济参考报社工作。由于热爱文学和学术研究的原因，他辞去了经济参考报社的职务，携家眷离开北京，辗转到南昌、青岛、武汉等地，引用殷谦散文中的一段话：“直到现在，我和我的家人已走过一段很长的路，我曾经带着我的儿子穿越了十九个省、三个自治区、太行山和长江、黄河，直到他开始上学前班。”可以说，殷谦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2007年，殷谦挈全家南行，他被邀请到武汉一家传媒公司做电视杂志《TV-72》总编，而家人则仍留在了山西。由于电视杂志是一种新媒体，当时公司在电视端口上的一些技术难题未能得到解决，尽管他如何努力也未能改善局面，一年之后，殷谦再度辞职。那个冬天，他蜗居在武汉，创作完成了文言文长篇小说《天廷秘传》，2009年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文言文小说再一次引起文坛强烈关注，众说纷纭，不亦乐乎。殷谦在武汉因不适应气候，时常生病，《天廷秘传》出版之后不久，他又欲与家人团聚，于是决定离开武汉。同年，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录取他为学生，研究神学领域的学术，并发表了多篇哲学和神学研究论文，而且每有所出，学界争相传诵。2010年，他出版的长篇小说《爱是寂寞撒的谎》被译成越文并在越南公开发行，反响不小，他的很多散文、学术文章被译为英、德、日、越文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以及在文学、学术报刊上发表，学术成果多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注意，先后有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美国《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卫报》等进行了推荐和报道。2011年之后，殷谦“隐居”于山西雁北地区的小城—怀仁县，专注于文学创作和历史学以及国学的研究，长达3年之久。当时创作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在他的散文中曾有记录：“在迁居的前两天我买回六百元的煤，我考虑到每晚要熬夜创作，这些煤还不足以让我们应对漫长的严寒。我托朋友去十里以外的木材厂买回一堆废弃的木材，有了它们我就能勉强解决煮饭和取暖的问题了。”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创作出版了《活在当代》(台湾人间出版社)，及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杂文集《揭皮》和《画骨》，并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被读者所喜爱的《棒喝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大陆也被文学界所熟知。尤其是在怀仁“隐居”期间创作出版的元朝历史小说《蒙古秘藏》系列，对元史研究甚具启发性，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文学界和历史及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众多著作中的代表作，该书系列一共三部，研究了大量怀仁的历史，发现元朝宰相赵璧是怀仁人，在忽必烈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尤其是赵璧将怀仁最终变成忽必烈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封地，这为研究整个元史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它甚至说：“如果没有怀仁赵璧，就没有忽必烈的大元江山”。就是因为对元史和怀仁历史的研究，使殷谦得以完成这些巨著，当沉浸在历史的往事里时，他勾勒了那么多我们不曾知晓的故事，文字老到精妙，内心静得没有杂音，仿佛是从博物馆里传来的钟声，传递着失去的足音。在怀仁完成这三部著作，其事虽属偶然，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可以说，殷谦是因为写散文和传统小说而出了名的，有人把他称为现代的古董，“高产作家”，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一点当下话语的痕迹，这种文体的出现在当下是一种异类，但读起来有理性的振颤和心灵的洗刷，所有的流行色瞬间就变得淡然无味的感觉。更是因为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著作42部，其中有被译成德、英、法、越等文字在海外发行，在国内外报纸杂志公开发表文学和学术作品7000余篇，共计400多万字。对此，殷谦则坦言：“三十岁之前，我喜欢写诗已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但随着诗歌不断在《诗刊》和《星星》杂志发表，在1995年，又以笔名“北野”出版的诗歌集《似水流年》(香港现代出版社)在获得重大影响后，他便开始“转战”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每日坚持熬夜写作，且所写的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和杂文、哲学著作都公开出版发行。这些艰苦的磨砺，丰富了我的经历，也激励我继续前行。”而对于有媒体曾将他誉为“当代鲁迅”时，他说：“鲁迅是文学前辈，是导师，我何德何能敢与鲁迅先生比肩?记得有一家《人物》杂志采访我，我直说我不是鲁迅，刊出时标题也是这句。实事求是说，鲁迅一样的作家在这个时代已经绝迹了，但我倒是希望努力向鲁迅学习，做像鲁迅那样伟大的人，我认为无论哪个时代都应该有鲁迅这样的作家来为我们构建可贵的精神家园。我们需要鲁迅，需要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和引领，需要他的声音和勇气、正直和无畏。我们并不奢望成为鲁迅，惟愿不要离鲁迅太远。”考古研究，让文化落地为文明如果说《蒙古秘藏》的出版是历史考古研究的开端，那2016年2月的“正式复出”便是殷谦让文化落地为文明的努力实践。今年2月初，殷谦被圈内人戏称之为“正式复出”，并且在怀仁县进行考古学术研究，他研究得出怀仁县是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封地，这个研究成果已在大型文学期刊《参花》的学术栏目发表，为此他还专门制作了一部简单的历史文献片《怀仁城的记忆》，在当地引起不小反响。2015年，他赴北京、河北蔚县进行考古研究，考证得出佛教准提信仰传承者、《显密圆通成佛新要集》作者道殿祖师籍贯为山西怀仁人，题为《道殿祖师显密思想简论及其籍贯考》的论文已公开发表在《赤子》、《今日湖北》等学术杂志。殷谦首次提出“文殊道场在五台，准提道场在怀仁”的说法，并多次提议山西怀仁县应大力发展以大元历史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其次怀仁还应发展佛教旅游产业，怀仁可以称得上是“大辽圣僧故里，准提佛母之都”。在他从事文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之中，这两个阶段都有重大意义，但其间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至今仍鲜为人所知悉。对于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现状，殷谦认为：“我并没有在中国国学研究上有缺乏后继者这个想法。反之我觉得现今是国学研究一个兴盛的时代，我认为现在对中国国学的研究，正走向一个很正面的路向。”殷谦认为，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易经》中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2014年夏天，殷谦在怀仁县进行考古研究，发现中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古人类生活遗址。“从遗址断崖上暴露的部分文化层，上面覆盖的较厚的黑灰色的湖沼沉积层来看，我大胆推断，在一万年前，从怀仁县海北头乡到鹅毛口一带是一片海域或湖泊。”殷谦说，为了体现成果的严谨性和权威性，他将发现的石器、动物骨骼和陶片样品送检，经过碳十四测定，该遗址年代为距今10500-11600年，填补我国北方中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空白，并比我国考古界1986年在河北省徐水县发现的南庄头遗址还要早一千年，比磁山新石器文化要早两千年，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他在怀仁又发现了胡夏国“吴儿城”遗址，不久将会发表学术论文。历时四年创作《太古》，呼唤信仰回归以“精神卫士”著称、常以犀利的言辞抨击当下充斥于中国文坛的堕落风气，倡导“文坛需要清洁之精神”、“文学艺术家应该关心人的痛苦、拯救与罪孽这类问题”、“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应该有所作为，有所但当”……在当代文学界，殷谦始终都极其鲜明地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他崇拜一切为保卫内心世界而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高贵气质，有神论者，信仰神的存在，但拒绝加入任何宗教团体。独立思想者和实践者，立志于心灵和精神事业，并为此立誓，若生命不息，便奋斗不止。为了呼唤信仰的回归，殷谦四年磨一剑，创作的长篇小说《太古》已经完稿，目前正在交付出版。该书通过构建完整的中国神话人物谱系，从盘古到女娲再到玉帝以及诸神，描述了中国神话中的人物开天辟地，建立“三界”，在一个天神人共处的世界，诸神以鲜血捍卫天道正统的历史，堪称一部中国神话史诗。在知识界内，尽管有人认为殷谦思想偏执，但他对精神和信仰之类的执着追求仍然令人尊敬。创作《太古》期间，殷谦继续不断发表犀利文字，希望“以笔为旗”，忧心中华大地正“沉沦于物欲”，因此他认为国人普遍没有信仰，而过于崇拜权力和金钱，追求物质享受，他认为中国有三大教：拜权教、拜物教，拜新教，这是极其危险的。他呼吁“真正之信仰”，树立“清洁之精神”。在当下中国文人纷纷“下海”，文学沦为商品化的时代，他越来越像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生错时代的“精神卫士”。在殷谦看来，当前拜金主义横行，使之追求纯粹文学的趋势越来越暗弱。当今之文学，作家似乎只记得金钱，而忘却了艺术，他们没有信仰却有迷信，他们缺乏稳定可靠的价值体系和精神秩序，缺乏对“上帝”的敬畏崇拜世俗权力，所以，需要精神食粮的人们误食“毒品”却不觉察。那些缺乏信仰支撑者只能无力和虚幻地感叹“人生如梦”，这一叹，叹出的是他们对拯救和现实的双重绝望，除了名利，他们似乎别无所求。而事实上，当今之文学很多被人们误认为是优秀的，也只属于一个时代，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会随着时代的结束而丧失。当今之世，大家都知道，好像一切都成为商品，一个人的名气更是商品中的“好商品”，名如商标，具有商业价值，名有越大，就意味着市场有多大。对此，殷谦表示：“中国的母体很大，但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去触摸她的脉搏，也无兴趣甚至无视于其中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走的是利己主义道路，从目前来看，他们似乎打算永远将‘盈利的’学术和创作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实在令人痛心。”殷谦认为，文坛之所以如此堕落，根本原因在于国人普遍缺乏信仰的基础，这也正是他创作《太古》的初衷之一。而在谈及有人认为他的思想信仰过于偏执时，殷谦说：“虽然我是一个没什么大名气的作家，但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过于狭隘。我之所以那么辛苦地认真写《太古》，就是因为我发现在中国居然有这么博大精深的神话故事，就连诸神都为追求心灵信仰而奋斗不止，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意义。中国人现在最可怕的就是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我不是要求人们去信仰神灵，但你总得要信一点什么吧，哪怕种庄稼的你信仰庄稼，搞学术的你信仰学术，不管你信仰什么都要纯一点，不能什么都是假的吧，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未来还有希望吗?尤其是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脏为荣，以洁为耻、以俗为高，他们都不考虑一个人该怎样活着的重要观念，这样的知识分子主宰者学术界和文学界，整个社会风气焉能不堕落?”对新闻界和批评界的奴颜媚骨和随波逐流，殷谦指出：现在有些新闻记者不再为自己的职业道德负责，不再为良知负责，大多都变成了捞金人。批评界也是腐败到底，逢人说好话，始终没有真正有良心、有原则，以及犀利的批评。殷谦对此深感失望：“有些知识分子是相当圆滑的人，深谙‘中庸之道’，他们随时准备同流合污，闷声发大财，你还能指望他们能做什么呢?”所以殷谦表示，完成《太古》后已无心再写作，但他仍然要孤身奋战，他说，面对我们这个时代那么多的大是大非，如果我沉默，这便是不善和不义的。在一篇杂文中殷谦写道：“如果中国文化沦丧以至崩溃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后人问罪。我不希望自己成为罪人，我知道我的努力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宁愿和他们那种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尽管殷谦在经济上承受的压力很大。他自辞职后，便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收入。再加上这几年物价飞涨，稿酬微薄，连生活都成了问题，甚至连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小病能扛就扛过去了。但是他依然表示：他绝不会被外力所迫，抗拒诱惑，绝不在信仰和创作的原则问题上做任何妥协，虽然我无法捍卫别人的理想，但我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理想。”让文字绽放哲学的光辉不论是发表的文章，还是出版的著作。殷谦还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让哲学的思想渗透文字，让哲学的思想光辉万丈。”在2012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哲学著作《末世·2012》、2011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的灵感》，便是例子。这两本著作将殷谦多年的心绪披露，为他在精神的静观里提供了思想的资源。殷谦认为在当下中国，缺少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它可以矫正主流思潮的错误，不断提供精神的各种可能性。从《末世·2012》可以感到他的忧虑，他那么感怀新文化的前驱，文字毫无迂腐气，在古朴里还透着现代哲学的凌厉之气，有一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雄辩，有从容不迫，也有感时伤怀。可以说， 殷谦许多文章的问世，构成了一个个旧梦，他给读者带的气息，在别人那里是感受不到的。如出版的《红楼梦研究杂记》，一是学术上的自由空气浓，二是知识群落个性的强烈。新与旧、古与今都荟萃于此，真是郁郁乎文哉。但文字中并不都是誉词，有时对自己的老师亦有微词，并不以前人是非为是非。殷谦将学术由传统的泛道德化转变到多元的道路上来。他写历史能以平常心为之，且妙语四出，兼得史家与批评家之长。对此，贾平凹这样评价：“殷谦有大学者的风范，不是夸大之词。历史在殷谦的笔下，被有意味的情思包围着了，读他的书，感到他文字里弥散着幽玄之气。”关于价值。他倡导人类应该信仰普世价值，反对任何形式和名义下的暴力行为，他认为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应该是人类的一致愿望。一个国家的强大并非为了去侵犯另一个国家，在迈向世界大同的道路上，我们不要探讨有没有“上帝”，就算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人类世界需要一个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世界才能够走向和平和繁荣。他认为普世价值的精髓在于真正的以人为本，在人类世界，人人平等，无论你拥有多大权力都不能使自己高人一头，任何价值也不能高于人的价值，一切外在的(External)客体化世界其本质都要为人类服务，国家再伟大也不能与人相提而论，国家为人而生存，而非人为国家而生存，政党和政权仅是服务机构，仅是国家之有限功能和人之权利的守护者而已。他否定尼采的一部分哲学思想，他认为尼采的思想只适用于人的“肉身成长”，更易使人滋长“最原始的欲望”，人太过现实更易变成非人，而忽略了人的终极进化应该是灵魂和精神层面上的提升。在人类核心价值观这方面，殷谦认为对于那些至心朝礼、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人而言，至真至善的是良心而非强权，至尊至上的是上帝而非政党，当权力和良知以及信仰出现冲突之时，他们不畏强权，宁死不屈。殷谦认为极端地排斥宗教信仰者或有神论者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即他们忽略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人民才是主要的，而不是把“国家”提高到至高无上之地位。殷谦直言了当地提出，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被权力异化的人在心理和性格上有狭隘和任性的缺陷，他们似乎有着极不寻常的政治理念，他们很容易把人与国家、政党和政权的关系搞混乱，弄颠倒，是很容易在权力面前卑身贱体、奴颜婢膝的。关于信仰。他强调人要信仰并非是要信仰神灵，而是对天地的敬畏和自然的尊崇。这种信仰说白了就是人要认识到自我，做回自己，有独立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搞学术的要信仰学术，种庄稼的要信仰庄稼”，殷谦所说的信仰就是人对生命和生活的一种态度，就是充满爱意和善念，对人和事都要无比虔诚和执着。不要抱怨命运，人要懂得尊重圣神的事物，懂得爱和恨的真正意义，他认为“即使恨也是善良的，应该将恨引向爱，而不是引向恶。”他认为带给人类灾难的不是上帝或神灵，而是人类自己，人类应该意识到自己愚蠢的行为和恶行给自己带来病痛和不幸，以及死亡，而智慧和行善则给人们带来生命，以及幸福和健康。殷谦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力量来自善良和理智，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只有爱意和善良、理性才使更像人，才会坚持原则，才会遵循理性法则和智慧规则，而不会像动物或野蛮人那样只是被自己的情绪和原始欲望所统治，这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关于文艺。他认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对抗和抵制罪恶和黑暗的精神之努力。为求美而说丑，为求善而说恶，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来描述黑暗，其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光明，为了彰显光明之意义和价值，为了表现人性的伟大和高贵，为了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和渴望。为实现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人格发展，人之初就当抵御外部社会和心灵深处的黑暗;“文学艺术的启蒙意味着给人的内心提供光明，意味着“被那光照亮”。他反对仅陶醉于黑暗本身之创作，反对以任何形式和理由的消极创作。在他看来，文学家和艺术家是“造物主”降临人间的天使，就应当有责任和担当，不能背叛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道德和原则，更不能自甘堕落地成为罪恶和黑暗的盟友，与在黑暗中的撒旦共舞，无情地吞噬灵魂之尊严和人性之高贵。关于自我。他认为，“自我”普遍指人的一种心理疾病，太过“自我”是一种病，多有贬义的意思。但殷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的哲学思想里，“自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自恋，而是一种美德，是值得赞美的事物。殷谦认为：“人之为人，就要做真实的自己，做回自己，而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跟着疯子扬黄尘。”殷谦认为“自我”非常重要，太“自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迷失了自我。殷谦对自我的诠释乃是“只有坚持自我，有思有想，勇于和敢于向以人的信仰或良知之名义出现的权力说不!只有做回本真，有血有肉，人的人格和精神、理智之发展才是可靠的，不屈服于窒息和遏制新思想之权威。”殷谦认为“由于中国人的奴性和顺从使人愚钝而懦弱，所以说，倘若人类历史之开端乃是因不顺从而形成，那么顺从则会导致人类历史之终结。殷谦将”自我“定义为乃是人的一种积极的、“为敌”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意味着人们与奴性力量保持着一种对抗性和对立之姿态，只有“自我”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和健全的人，“自我”的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始终处于活跃成长状态，只有“自我，人才能够拥有正常而健康的精神生活，才有可能生成独立的思想，才能对生命产生意义感。“只有对他人深深的爱意，只有造福社会的愿望，人的生活才会有目标，生命才有意义。人世间最高贵的东西是爱的情感，是对公平和正义、公正和真诚的东西充满善意之同情，爱的情感和善良以及道德具有根本和核心的意义。一个人的道德取决于他的智慧，人的心灵中至高的力量是道德，是灵魂中的灵魂，没有高低之别，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门户上下，没有愚蠢的自恋，没有狭隘和残忍。”殷谦最后说。</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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