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唐兴自当初创业以来就没歇过。从中标第26届世界大运会的口译供应商(全球共5家),到承接博鳌论坛的同声传译,再到竞得APEC峰会翻译服务商,这位领导策马集团布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成都、长沙、杭州的最年轻的博鳌论坛代表(入选那年他29岁),今年选择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说:“中国的翻译公司,太把国际化当口号,正确的做法是按鲁迅所说——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现在,他打算自己来拿。
▲唐兴在联合国纽约总部
任何一件事都没国际化让我着迷
策马集团三年没在国内扩点了。
这一看似平常的事实,对于唐兴却绝非寻常。从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筹建创立“策马”,到2014年作为行业领袖铸就八个城市的布局。每不到一年,他就要新扩一地。
用英国外交部首席中英翻译、英国女王御用译员林超伦博士的话说:“唐的远见卓识,在我接触过的翻译公司老总里是非常突出的。他对翻译行业的前瞻理解、对翻译事业的执着投入,少有人能够企及。”前外交部翻译司司长徐亚男表示,在她认识的翻译公司掌门人中,唐兴的锐意进取、敢为人先,不仅令人称道,而且令人感动。就在最近,在他的强势推动下,策马创造了中国翻译行业又一个“第一”——将旗下著名翻译培训品牌“策马翻译培训”的受训学员送往联合国海事组织进行见习。此前,只有北外、上外、广外等外语强校才有渠道向联合国系统输送,翻译公司根本没戏。
即便是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他也没闲着,用两天时间调研了联合国总部与语言相关的所有部门。陪同其走访的联合国中文组组长何勇博士评价道:“我对唐兴先生的开拓能力和开阔思路表示由衷的钦佩”。留美不到一个月,他已拿下硅谷创投峰会的同传项目,为策马埋下日后进军北美市场的伏笔。
在哥大校园中,他的视野和心态都有所改变,或者说,不得不改变。高手林立的常春藤精英氛围带给他的震撼绝非等闲。他说:“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就有幸接触到休克疗法之父Jeffrey Sachs、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等传说中的大家,至于各国总统、总理、外长、财长的对话会不下十场。冰岛的新外长还是大我不到10岁的学姐。”
▲唐兴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纽约是全球最具多元化色彩的大都市,哥大自建校之初即高举国际化办学理念。不俗的平台,促使“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唐兴得以深刻咀嚼国际化的内涵。他愈加意识到,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身处价值多元、文明多样、文化多重的信息化时代,在迎接移动互联汹涌冲击的同时,他和他引领的集团必须更开放、更互动、更包容,策马即将启动的国际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他说:“当下,任何一件事都没国际化让我着迷”。
一件小事令他触动。一次,他对美国朋友Cris说,纽约人似乎比较冷漠,例如地铁上互不搭理。而Cris补充道,这固然有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忙的因素,但还有一点你可能忽略了,纽约是个多民族的熔炉,当你试图与身边的人攀谈时,你很难确定对方是否说英文,所以大家还不如各自沉默。这一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是他此前没有考虑过的。
在唐兴看来,作为创始人身先士卒拥抱国际化视野和思维,显然是策马后续取得国际化突破的必由之路。如果一把手的格局不够大,企业必然会徘徊于发展瓶颈。策马作为多业务线条的集团,下属公司对海外投资和运营方向的需求度不尽相同,如何将部分公司试图先发的原始冲动,纳入到集团层面中、长期战略的统筹部署,并将量化的论证作为决策的最终依据,是摆在他面前的考题,也正是他在哥大求学的兴趣所在。他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策马的国际化业务到底应该在哪些国家和区域开展、如何开展?开展的目的是获得市场、客户、技术,还是成本优势?与其他业务之间有什么协同效应?对公司整体价值的贡献度如何?
策马的民意基础
没有谁能否认策马集团旗下权威培训品牌——“策马翻译培训”是我国教学品质最高、招生规模最大、办学层次最全、地域覆盖最广的翻译专才培养重镇之一。在赴联合国系统见习的渠道打通之后,甚至可以干脆去掉“之一”。策马在翻译教育领域的以人为本,可谓有口皆碑。2016年6月,第七届中欧企业家峰会在伦敦盛大召开,组委会邀请策马担纲同声传译。唐兴说:“做同传可以,请将高端会谈的交替传译和VIP接待的陪同口译也交给我们的学员,我相信以他们在策马受训的专业实力和水准,完全可以为峰会保驾护航,希望他们得到这次海外历练的宝贵机会”。最终,这一提议得到批准。
于是,面对英国前首相布朗、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前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吴建民、英中贸易协会主席沙逊勋爵、英国媒体和体育文化部长John Whittingdale、英国政府前司法部长Neil Davidson勋爵、摩洛哥王国工业/贸易/投资/电子商务部长Moulay Hafid Elalamy、前伦敦金融城市长David William Brew爵士、48国集团俱乐部主席Stephen Perry、伦敦证交所集团主席Donald Brydon、标准人寿主席Gerry Grimstone、卡地亚英国/爱尔兰地区首席执行官Laurent Feniou、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英国足协前主席Lord David Triesman等与会嘉宾,主要由策马学员组成的策马团队圆满完成此次跨国口译任务并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发来的感谢信。值得一提的是,唐兴特意安排学员们与包括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英国牛津大学执行校长Ralph Waller,英国剑桥市市长Jeremy Benstead在内的众多重量级嘉宾零距离交换意见。这一体贴温馨的安排,无疑是初出茅庐的学员们永生难忘的巅峰体验。鉴于此,他们坚定着投身口译事业的信念,并由此对策马感恩满满。而正是唐兴的居中安排,使得这亮丽的一切得以呈现。
▲唐兴在伦敦中欧企业家峰会期间与英国前首相布朗会面
无论是赴联合国系统见习,亦或为英国首相等政要担任口译,对于哪怕资深的口译从业者来说,也绝非易事。而上述光鲜履历的注入,对于年轻口译从业者的自我推广意义非凡。唐兴希望为年轻译员积极创造展翅高飞、早飞的机会。
早在六年前,策马成为APEC峰会的翻译服务商伊始,唐兴便下大力气为其学员创造APEC这一国际化高端平台的口、笔译见习机会,如今累计见习人次已逾千人大关。此举为策马学员奠定了高起点的实践体验和傲人履历:无论是政界领袖、商界巨擘,又或是科技达人、文艺精英,都是策马学员提供翻译服务的对象。不少学员还因为与大咖的高频互动,“近水楼台”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实习、就业机会。“策马的资源够高、够足,真心实意为咱们谋福利”,刚刚同时被英国巴斯大学、美国蒙特雷学院录取的上外毕业生李怡洁表示:“我在策马长期参加各种口译课程,老师们的悉心指点帮助我通过了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1级的最高评级;我的简历中比较高端一点的会议如APEC的机会,也全是策马给的,怎能不感激?”
如此优质、密集的翻译实践资源共享,在中国翻译培训界是绝无仅有的。唐兴说,策马要放出眼光,用实际行动把别人看似遥不可及的事情变为常态,这无关竞争,甚至无关外力,只是源于四个字——诚意正心。
翻译界的“异见人士”
唐兴属于最好相处的那一类人,性格温和、谦逊有礼,魅力、人缘俱佳,就连饮食习惯都百无一忌。
但身为中国翻译协会理事,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他从不掩饰对中国翻译界的一些不同看法。不过,这些“异见”绝非情绪化的表达,其思辨推演自有缜密逻辑。
2015年2月9日-13日,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身为广东省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专家顾问、广东省青联委员,唐兴受邀列席会议,并于10号向大会秘书处提案组提交了题为《关于翻译行业以地方立法促进中央立法的建议》的书面建议案。
▲唐兴列席广东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并提交建议案
这是中国地方“两会”首次接收关于翻译行业立法的建议案,此前,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曾在全国“两会”期间提案呼吁国家立法规范翻译市场,但遇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诚如原国务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唐家璇指出:由于立法需要比较长的程序,需要得到全社会更大的关注、更大的支持,使立法的相关条件逐步迈向成熟。
其二,诚如黄友义所言:“问题之一恰恰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明确的翻译主管行政部门。于是,虽然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在政协会议上同意把我的提案立案,但是在寻找国家主管部门时遇到了问题”。
唐兴则在建议案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翻译行业立法的“破局”新思维,他强调:“翻译行业直接从国家层面立法未必适合中国国情,地方先行可破僵局”。他认为“先地方后中央模式”是法治化进程效率的需要,并以《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作为中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规章填补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空白为例,赞扬湖南此举不等不靠,率先作为,堪为楷模。他表示:“中国太大,涉及面太广,制定全国性法规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突破,为全国性立法提供镜鉴。一个地方积累一个方面的经验,众多地方便可积累多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全国性法律也将水到渠成,且更加切实可行”,言辞间饱含着对翻译行业“以地方立法促进中央立法”果断破局的期待。
为什么是广东先行?唐兴基于国际化的视角,补充论证道:“经济发达程度决定了各省对于翻译行业立法的迫切性存在显著差异。以与中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为例,德国各联邦州享有文教事业立法自主权,其中经济相对发达的9个联邦州由于对外交流频繁,翻译人员需求量大,都制订了相应的翻译人员管理条例;而经济相对落后的7个联邦州,由于翻译人员需求量少,均无相关立法。广东省作为对中国经济贡献度最高的省份,理应在翻译行业立法方面带头作出表率。”
对于翻译行业缺乏行政主管部门的问题,唐兴认为已世易时移,如今各方面的政策正在凸现有利于翻译行业立法的重大转折性机遇。十八大提出“政社分开”,重新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勇于将原先大包大揽的社会事务托付给社会组织,从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顺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需要。十八届二中全会传递出了深入推进政社分开、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的积极信号。行业协会将不再局限于自律管理,而体现出更多、更全面的行业管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他表示,在“政社分开”的新背景下,是否拥有行政主管部门已非题中之义,既然行业协会不再局限于自律管理,当年对“目前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只能依靠行业自律”所持的担心也将不复存在。
2015年2月11日上午,似乎是一种巧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龙云所作的《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呼应了唐兴的这一判断。报告明文指出:“继续探索和完善法规多元起草机制,加大专业性较强的法规草案委托第三方起草的力度,力争常委会委托第三方起草的法规比例达到20%左右。”
唐兴认为,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翻译行业立法工作,广东省翻译协会完全应当顺势而为,独立承担起第三方立法的光荣使命,以地方性探索为加速国家立法进程开辟先机。没有翻译行业的正式立法,就没有翻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这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
翻译硕士教育不是中国足球
在策马集团独家主办的2016策马全球口译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联合国、外交部、中国翻译协会、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上海市政府外事办以及北外、复旦、交大、南大、同济、东南、华师大等校翻译院系的专家,唐兴对翻译硕士的教育现状提出了质疑:
“上个月,全国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教授邀请我在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2016年年会上做一个主旨演讲,希望我能从企业的角度谈谈MTI教育的发展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我想,他一定很清楚的意识到了MTI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与市场脱节的问题,虽然因个人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但我还是在会前致信组委会,简要表达了我的一些改革观点。会上,仲伟合教授明确指出:希望各培养院校增强使命感和危机感,继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引领本专业走以质量为主导的发展路径,推进专业内涵式发展。强调‘下阶段工作重点不是规模的扩张,而是质量的提升’,这些都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对于前一阶段的急功冒进必须做一个调整,一场深刻的变革呼之欲出,而这个改革必须具有相当的力度。”
“由于企业界尤其是个别强势的本地化公司不断吹风,并以美国蒙特雷学院、英国利兹大学为例,如今业界的声音开始一边倒地呼吁在翻译技术、翻译项目管理上狂飙突进。在所谓的与市场接轨的跃进浪潮中,我们是不是需要一点冷思考,那就是我们在翻译技能的训练上真的已经高枕无忧了吗?
我所知道的现实是,部分985、211工程高校的口译课程是委托策马来承担教学的,其他高校也普遍面临师资紧缺的困难。如果连教技能的师资都严重匮乏,学生的基本功都无从确保,那么一味迎合市场热点去跟风,只能是舍本逐末。
我还是以足球打个比方,中国男足令人失望,很重要的一个症结,就是导向不明。我们最早学德国,之后学巴西,再学意大利,又学西班牙,结果成了四不像,可是我们每一次变换学习的对象,都认为那才是世界的主流,才是旭日东升的方向。现在中国的MTI教育,绝对不能再走中国足球的老路,翻译项目管理是有需求、翻译技术是有市场,可问题是各校要因地制宜,看看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不能盲目变法。你要学德国,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他们的健壮体魄,争得了头球,拼的了冲撞;你要学巴西,也要先问问自己有没有他们的细腻脚法,踢得出眼花缭乱的桑巴足球。如果没有丝毫的基因,没有相当的积淀,就要空谈利兹、蒙特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恐怕只能重蹈中国足球的覆辙。
我们现在的MTI教育,越来越朝着‘十全大补’的方向走,学生既要会技能,又要懂管理,还要通技术,俨然要让培养出来的MTI学子集文学、管理学、工学学位于一身,对于学生来说,实在是‘不可承受之重’。
其实用人单位不奢求什么都会的人,这个时代,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加上象牙塔内的教育与实践毕竟存在一些距离,如果说广大企业都奢望招进来的人立等可用,那无疑是痴人说梦。企业看重的,是你有没有足够的学习能力……”
▲唐兴在上海与出席2016策马全球口译高峰论坛的嘉宾合影留念
(前排左起:前外交部翻译司司长徐亚男大使、策马集团董事长唐兴、复旦大学翻译系主任汪洪章;后排左起:策马集团上海分部总经理张丽、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曹原、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陶庆、东南大学翻译硕士中心主任郭庆、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系主任赵刚、南京大学教授曹建新、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姚斌、美国蒙特雷学院访问学者王炎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孙俭、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翻译室主任董鹤莉、同济大学硕士生导师郭靓靓)
这就是唐兴,一个快人快语的唐兴。
他还曾抨击翻译行业的统计数据造假严重:
“无论是行业协会也好、高等院校也好,都习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企业进行广泛的调研,从而形成行业报告。但是调查方式却显然太粗放,企业填什么,就是什么。由于涉及商业机密,企业难免担心贸然发去真实的数据遭到外泄,所以往往会草草一填了事。如果辛苦调研得到的这些信息都是注水的、拍脑门的,如何能够呈现行业的真实面貌?如何才能帮助从业者准确把握未来?当伪数据和伪案例泛滥成灾,我们愈加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无法检验改革的成果、无法分辨企业的好坏、无法评判事业的沉浮、无法预见行业的兴衰。也许,我们得到了某种观点,但证明这些观点的数据和案例,又由谁来证明呢?
举例来说,我相信行业协会和高校回收的调查问卷都会显示——本地化、翻译项目管理方面的人才奇缺无比,但这真的只是一种假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语言服务企业连翻译与本地化的区别都不甚了然,却也填写了‘需要本地化人才’;更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一直从事证件翻译之类的简单劳动,从来都没见过规模化的翻译任务,却也填写了‘本公司最缺翻译项目管理人才’。我以为,翻译技术也好、翻译项目管理也好,需求肯定是有的,但中国翻译行业高端市场的实际发展速度及其对应的需求量也不应被太过夸大。高端语言服务企业在此方面肯定有需求,而且需求会稳步递增,但在中国这类企业有多少?所以,我认为,翻译技术、翻译项目管理类课程作为MTI少量的通识教育是可行的,但不宜矫枉过正。可以想象,如果翻译能力不强,毕业生连做译员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晋升翻译行业管理者往往只能沦为奢望。”
作为注重翻译实践的实务派,他在演讲中直言不讳高校在提供翻译实践资源方面的乏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
“翻译实践不仅有利于加速锻造学生的实战能力、大幅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更重要的是,还有助于坚定其在翻译之路上持续奋斗的决心。毕竟,迄今还没有人能解决‘翻译硕士不把翻译公司作为就业的主流选择’这一难题。如果翻译硕士不从事翻译行业,甚至有人说,MTI不是给翻译公司培养的,而是为翻译公司的甲方培养的——那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中提出的将MTI培养成‘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的目标就完全落空了。缺乏对翻译行业必要的认知,使得MTI毕业生们对翻译行业的憧憬严重不足,在众多出路的干扰中,坚守翻译行业变得越来越不可承受。每当我看到MTI毕业生们在择业的迷乱中告别翻译行业,总会想起米兰昆德拉的那句话:‘我们只是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茫然地生活,苦乐自知。就像每一个繁花似锦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伤感的蝴蝶从那里飞过。’请不要让伤感的蝴蝶再次飞离繁花似锦的地方!MTI既然以培养职业译者为导向,就有义务树立引导翻译职业理想的正能量。
当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时,有一次陪同接待前来视察的温家宝总理,他当时讲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对国情、历史、人民走过的道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深刻的理解就不会产生深厚的爱’。同理,对于翻译乃至语言服务行业的热爱,也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对市场、对客户、对语言服务从业者走过的路的深刻理解。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翻译实践在引领翻译职业梦想中的作用,我甚至建议MTI的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加设一门《翻译行业知识》,这门课要讲述翻译行业发展史及发展趋势、翻译机构、就业机会、翻译管理、翻译职业的特点、翻译道德、执业守则、翻译报酬等,培养学生强烈的职业感,促使其作出职业选择。这门课还应当邀请经验丰富的专业翻译人员参与现身说法,让学生告别道听途说乃至以讹传讹……”
这些话,没有胆识和担当的业内人士,是说不出来的。他用发自肺腑的言行体现着对这个行业的真爱、对口译学人代际传承的深沉关切。
接受采访期间,唐兴一次也没看过手机。他说,与其低头刷屏,不如给别人一个微笑。他的微博已许久没有更新。他说哥大的学业、策马的工作加起来太忙,每每熬夜严重,没时间发;等到有时间发了,往往又欲辩已忘言。他说他喜欢微博140个字的限制,后来取消了篇幅限制,倒不好玩了,因为失去了简约美。“世界上最智慧的东西,往往是最简约的”。(记者 周刚 实习记者 张义泽 编辑 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