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60后任省级法检两院掌门人系名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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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60后，名校法学科班毕业，法检系统出身，异地空降——这些关键词无疑满足了公众对正义的期待，也让这次司法改革以来规模最大的省级法检“一把手”人事换血，迅速成为舆论关心的焦点。截至目前，共计12个省(区、市)的14家法院、检察院完成换届，新选举了7名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院长、7名省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下简称“两长”)。他们“年富力强”，诠释了司改人事布局的若干方向。一次性注入9名60后，法检均打破最年轻纪录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统计发现，7名新科高院院长平均年龄55岁，最年长的今年60岁，最年轻的是50岁的浙江省高院院长陈国猛，为史上最年轻的高院院长。而2014年，所有省级法院院长平均年龄5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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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名检察长平均年龄54.5岁，比2014年58.4岁的省级检察院检察长平均年龄小了4岁。值得一提的是，新任检察长中，青海省的柏年仅47岁、上海市检察院的张本才49岁，双双打破履新省级检察院一把手的年轻纪录。此番法检换帅，一次性为省级法检系统注入了9名60后司法官员，全国60后高院院长数量已由两年前的5名增至10名，60后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也从两名上升到6名。梳理他们的官方简历，这批新晋两院掌门，至少11人具有法学专业背景，其中两名博士、8名硕士，10人本科阶段即在著名法学院系就读。如，拥有博士学位的黑龙江省高院院长石时态，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广东省高院院长龚稼立本硕皆习法律，先后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简历详尽的5名检察长更堪称“阵容豪华”，他们全部出自法学界赫赫有名的“五院四系”：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系，其中3人专修刑法。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李亚兰认为，科班出身的法律人，其知识积累、阅历都比较深地受法律影响，更容易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对司法公正的追求。近8成有法检任职经历，其中1人曾为律师此次新晋14名掌门中，有11人曾在法检系统任职，其中5人大学毕业后从书记员干起，如浙江省高院院长陈国猛、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晋、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李宁等。有3人曾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新疆高院院长木太力甫·吾布力初系喀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华早先为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人员、党委副书记，后转入上海高院;柏则起步于云南省工商管理学校，担任过副校长。此后，柏的足迹遍及云南省工商局、云南省楚雄州下辖县、楚雄州中院、昆明中院，曾出任县委书记、法院院长，并获博士学位，在2014年由云南省政法委副书记转任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后，如今执掌青海省检察院。现年60岁的“老将”广西高院院长黄克的经历更为丰富。他的前一个职务为广西崇左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曾任职党政、群团、人大等系统，还有公安、政法委任职经历。浙江省检察长汪瀚，此前为浙江省国安厅厅长。龚稼立的经历则显专注，他1984年毕业后即进入最高人民法院，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副总编辑、《人民法院报》总编辑，后为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说实话，对于我来说，适应新岗位的要求，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龚稼立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过去主要是参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而现在主要负责工作的具体推进和落实。他表示要“首先从基层调研入手，全面熟悉情况”。此外，石时态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过两年律师经历，这在“两长”中极少见。七成系异地任职，4人从两高空降除了龚稼立，此番换届还有3人从最高法、最高检空降地方法检系统。如，原为最高法审委会委员的杨万明，担任北京市高院院长;《检察日报》创始人之一、最高检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办主任张本才，执掌上海市检察院;最高检原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王晋，挂帅湖北省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前任检察长敬大力，2006年同样从曾工作了20年的最高检空降湖北，任职10年后，他今年回京出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这显示出司法系统人员交流的特点。此次换届也延续了传统，七成系异地任职。法检互换的做法也保持下来。如，有30年检察官经历的南京市检察院原检察长葛晓燕，今年首次步入法院系统，执掌江西省高院;现云南省检察院检察长李宁，此前系青海省高院院长。所在单位曾办理蒋洁敏、李春城、赖昌星等大案这14名新科掌门人在司法系统都成果丰硕。比如，石时态被媒体称为“学霸型”官员，著有《民事执行权配置研究》等专著;敬大力此前任职的湖北检察机关，曾公诉蒋洁敏、郭永祥、李春城等“大老虎”;陈国猛则在厦门中院期间审理了赖昌星案等重案，还是大陆第一个使用法槌的法官。“浙江是一个大省，案件很多，去了以后才知道人均结案量全国第一，有很多敏感案件，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法院压力来自如何维护稳定、发挥职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陈国猛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会思考如何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做好这些工作。年轻的检察长张本才更有不少新观念，他任职《检察日报》期间多次组织舆论监督报道，批评收容遣送等制度，还曾撰写论文研讨律师法实施当中的困难，并在不少场合呼吁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重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在司法体制改革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这一批年富力强的司法系统新掌门无疑被寄予厚望。</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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