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张维为、房宁谈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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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section data-type="rtext">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实现发展奇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被国内外众多政界、学界人士津津乐道。中国的发展有怎样的特色？我们又有何经验和教训？在当前中国内部面临转型压力、外部国际环境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未来中国道路又该如何探索？7月2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章百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山东威海举行的“中华复兴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上，为中国崛起指点迷津。章百家：中国进入安全瓶颈中国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老问题，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更高级阶段才能遇到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改革发展解决。 现在国际环境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形势发展中最重要、最引人瞩目的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过去的思维习惯。现在外国判断国际形势，先要看中国怎么样。这种变化是一个好事，说明中国强大了。但这也对我们的思维提出了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采取行动时，要预估外界会有怎样的反应，要有更多对于互动的考虑。中国跟所有传统大国相比，是唯一一个周边有众多邻国的国家。中国从传统上来讲，不是靠对外征服，而是靠“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我们要对自己要有实事求是的评估。我们现在是一个新兴大国，距离一个成熟的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人均GDP很低，作为新兴大国参与博弈的经验还不足，这些都使我们在考虑国际问题时，要注意目标、能力、手段之间的平衡。 当前国际形势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世界经济低迷复苏尚需时日，二是国际政治前景难以预料、世界有失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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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受到周边诸多国家的注意。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安全瓶颈。一方面，中国内部改革进入深水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外部世界会对你会进行重新评估。内外两层因素，再加上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中国与世界关系处于敏感时期。 但我们有充分的应对挑战的经验和实力。这要求我们一是要集中精力踏踏实实处理好国内的事情。二是既要树立中央权威，又要通过集思广益，形成新的改革共识。三是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四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和世界的联系已经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这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在当前世界有可能陷入动荡时，如果中国能在维护和平稳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立大国地位、展现大国风采。这既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机会。张维为：借鉴西方，中国没有失去自我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核心是找到一条正确发展道路。中国通过长期的努力，找到了这条道路。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三种关系：现代化与本国政治制度的关系、本国与西方世界和西方模式的关系、现代化与本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可以说，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这三方面做的是比较成功的。 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总统来北京，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回答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这位总统又询问邓小平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的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从西方借鉴了很多经验，但更为可贵的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没有失去自我，而是用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博采众长、趋利避害、推陈出新。相比之下，西方显然太故步自封了。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人已经看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其实是中国现代化事业最为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自信地坚持中国文明本位，同时也汲取他人之长，与时俱进，最终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字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民族认同的利器。保持了汉语，就保持了中国文化的根。现在看来，汉语在今天一点也不落伍，它十分传统又非常时尚，它能够翻译世界上所有人文和科学的著作，能够与现代科技完全兼容，在互联网为标志的高科技新媒体时代，它甚至展示出很多独特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和信仰就隐藏在文字中。房宁：中国经验：对冲和混合从中国的经验出发，我们发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存在“对冲和混合”的现象。政治上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调动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给中国30年来工业化提供了巨大动力。可以说，在工业化阶段，我们提供生产性激励而防止了分配性激励。人们通过努力，进行经济活动、创造性活动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而不是通过集体行动、政党行动通过获得政治权力而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的体制有利于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反过来讲，“双开放”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选就乱”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新现象。它本身涵盖了内在的矛盾、张力，也是一个混合和对冲。这其中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有大型国有企业，也有中小微;有宏观调控，也有市场的基础作用，进而形成了聚合效应。在08年以后，我们经济面临双重压力，但“滞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避免。当时中国的物价有很大的上升压力，煤价涨了三倍，但电价只涨了20%。这是怎么实现的呢？这是由于中国的电力企业基本是国有的，这些国企通过内部消化、技术革新等方式，让通货膨胀压力得到缓解，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故事。从文化上来看，尽管现在传统文化、所谓“红色文化”、市场经济带来的“金色文化”之间存在矛盾，但也恰恰形成一种张力，对社会文化价值观、道德水平形成缓解和对冲。我们一方面有利他的、超越型的价值，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存在市场本身的价值观，比如从牛身上挤奶、从人身上赚钱。无论是权力的开放还是权力的集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是唱红歌还是赚钱，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冲和混合”的模式。这样一个制度，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推动、保障了我们百年复兴梦想的实现。中华复兴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由山东大学(威海)、山东威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威海市刘公岛管理委员会承办。会上，来自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单位、机构的专家共同参与“中国道路：理论与实践”“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复兴战略”“大国崛起的道路比较”等议题的讨论。</section></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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