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CaKrnJKZ2W作者:范凌志china.huanqiu.comarticle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长黄永谦:只想为国家做点事情/e3pmh1nnq/e3pmh1obd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 会长 黄永谦【环球时报赴澳门特派记者 范凌志】2015年5月初,澳门黑沙青年旅舍住进了一批来自两岸四地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来自各民族院校。不知是否主办方的特意设计,宿舍入住完全打乱,每个宿舍的门都没有锁。不过,在7天的生活里,同学们已经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感。这个活动名叫“中华民族文化周”,已经是第六年举办了,主办方是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会长黄永谦是一名澳门商人,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为什么一个澳门人会如此热衷于民族事务的活动?活动过程中,《环球时报》记者见到了黄永谦,晚上十点,他还在召集工作人员讨论当日的工作得失,并对第二天的活动进行沟通。工作结束后,黄永谦接受了专访,他的普通话并不好,但对采访很耐心,甚至特地准备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遇到没法表达的词,就写下来让记者看懂。环球时报:“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已经举办了5年,当初为什么会想到举办民族活动?黄永谦:年轻时代我也不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85年我从美国念书回来,90年时候参加了中华总商会,这是第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团体,这么多年来,我都特别喜欢参加社会工作。回归前,我们面对的是澳葡政府,在回归后,是特区政府带领我们了,是澳门人管自己了,当时我就想,我们团体想服务社会,是不是需要一种新方向呢? 机缘巧合,2000年的时候,国家民委组织了一个团去新疆,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疆,感受很深。九月底的傍晚我和我太太坐在路边,看风吹过杨树,晚上的时候星星就在头顶,真的很美。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我们看演出的时候,新疆的女孩子在台上满面笑容非常漂亮,但下了台却没有什么交流,感觉很有隔阂。所以当时我就跟国家民委的朋友说,我想为少数民族地区做一些事情。早在94年的时候,香港有一个“支持内地减灾扶贫行动委员会”,比如在内地有水灾等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就会筹款捐给内地。澳门也有一些团体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包括中华总商会。后来我们去福建、江西看灾后重建,我就感觉“原来我们个人可以和国家有这么近的距离。”当时就决定,以后要是有能力,一定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就动员身边的朋友,在内地捐助一些小学,或者在村里盖一个学校。就是这样开始的。07年,国家民委问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台湾的少数民族朋友来澳门交流?这就是说从台湾的交通费、住宿费都需要解决,如何筹钱就是问题,当时我们选的地点是福建,因为那里离台湾近,我们没有钱去更远的地方。澳门的工商界朋友你请一顿饭,我请一顿饭,旅游公司的朋友帮解决车、教青局的朋友来解决住,就是这样的情况做起来的。一直到09年,朋友就建议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平台,开展民族交流活动。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由澳门来做这件事,我跟他们讲,正因为之前港澳在民族活动方面是空白的,澳门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国家的事情就是澳门的事情。澳门有今天,是因为国家给我们的支持,那么我们如何反馈给国家呢?环球时报:您有很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样的爱国理念是如何形成的?黄永谦:我爸只是一个小商人,所以我从小也不是生活在那种传统的爱国家庭。我念的也都是一些天主教学校,应该说我的爱国思想是从参加中华总商会时候开始萌发的。从何贤到马万祺,中华总商会一直是个有爱国传统的团体。回归前后,国家会组织我们港澳人士去内地看民情,我们看到了国家的进步,也看到了国家落后的一面。我94年随减灾扶贫行动委员会去贵州,那里没有柏油路,走了一天的山路,当时就很惊奇:“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句话后边还有半句话:“带动其他地区的人,达到共同富裕。”我在学校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很爱历史,爱思考。我曾经跟我太太在北京住了40多天,住在东交民巷附近,初春早上六七点钟看那里,都是笼罩着烟霞的,很美。那时候我天天逛潘家园,以至于摊主都认识我了。另外,我还逛过菜市口,谭嗣同就在这里被杀害,他本来可以走,但他说过“愿意为中国革命第一个流血”。之前觉得这些人离我们很远,但后来想想正是他们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牺牲,才有现在。虽然我在美国读书十年,但我发现在国外找不到自己。环球时报:作为澳门人,怎么看香港一小撮人去年的“占中”行为?如何才能加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黄永谦:以前内地还没发展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灾害,香港同胞都是慷慨支持的。我们中国人很奇怪,越是危难的时候,越能团结一心,等富裕了,又吵成一片。很悲哀,香港“占中”的这群人很多是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年纪,香港回归时候刚出生。所以,如果这些年香港的国民教育做得好,传媒经营得好,是不会这样的。现在网络技术这么发达,年轻人动不动就喊“民主、自由”,觉得西方社会什么都好,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已经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好得太多了!国家的进步都是有代价的,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年轻人不明白这些道理,就是因为对国家历史认识不够。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以前我年轻时候,前辈们带我们去看祖国的历史、文化,我也乐意去组织社会活动,能学很多东西。现在这些小孩子呢?很浮躁,而这是整个社会氛围造成的。环球时报:“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很有特色,可以把各族大学生聚在一起增进了解,您觉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黄永谦:参加这个活动,我希望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来的,来自偏远地区没有出过远门的。这个标准我每年都讲,但还是有个别学校选出来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把我的标准理解为要“优秀的”。而我的意思并不是只要“优秀”,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同学可能不优秀,但这一趟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有人跟我说:“永谦,你说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可他的手机比我好,照相机比我贵,衣服是名牌。怎么解释?”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总是出现这种状况,还要继续做下去呢?因为我不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还是能从活动中受益的,而且活动的机制也需要逐步完善。我没有这么天真,要我做的所有工作立刻产生成果,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环球时报:每届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都邀请台湾同学参加,您在推进两岸青年交流方面有什么心得?黄永谦:我过去很少去台湾,07年的时候跟台湾的少数民族举办活动才开始频繁接触。我很喜欢台湾,台湾人太有礼貌了,而且很守规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立法院”工作,他女儿跟他抱怨,说“台湾开放自由行,大陆游客随地吐痰、没有礼貌。”他就女儿讲:“你不应该这样批评大陆人,我那个年代的台湾人也是这样。修养是要一步一步培养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细节如果不改善,会让两岸同胞越来越疏远。台湾同胞也许会想:“我为什么跟你是同胞啊?共同语言都没有。”“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期间,宿舍都是打乱的,就是为了促进各地同学的交流。而且,我会经常提醒同学们,在这几天,你们有没有主动跟台湾同学沟通?你们有没有把好的形象展现给台湾同学看?环球时报:刚才谈了很多,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黄永谦:每年办这种大型交流活动,我和太太都是一个月回不了家。活动的策划,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还有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有的同学赶不上飞机、有的甚至跑回珠海又进不了澳门了。事情很繁杂,如果不是为了能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同学们了解我们的国家,我的生活不会是这样。虽然很忙,我觉得现在生活得很有意义。当我生命最后一天的时候,回想起来,他人给我很多机会,我也努力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就够了。生活上,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们今天的进步和繁荣,是一百多年前、几十年前的革命志士们流血牺牲才换来的。他们有享受过吗?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能是一个想多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人吧。1431562920000环球网版权作品,未经书面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责编:陈超环球时报143156292000011["9CaKrnJFD9t","9CaKrnJFrmp","9CaKrnJFh1e","9CaKrnJF1w9","9CaKrnJEWxg"]//himg2.huanqiucdn.cn/attachment2010/2015/0514/08/23/20150514082318157.jpg
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 会长 黄永谦【环球时报赴澳门特派记者 范凌志】2015年5月初,澳门黑沙青年旅舍住进了一批来自两岸四地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来自各民族院校。不知是否主办方的特意设计,宿舍入住完全打乱,每个宿舍的门都没有锁。不过,在7天的生活里,同学们已经建立起了高度的信任感。这个活动名叫“中华民族文化周”,已经是第六年举办了,主办方是中华民族团结促进会,会长黄永谦是一名澳门商人,经营一家房地产公司。为什么一个澳门人会如此热衷于民族事务的活动?活动过程中,《环球时报》记者见到了黄永谦,晚上十点,他还在召集工作人员讨论当日的工作得失,并对第二天的活动进行沟通。工作结束后,黄永谦接受了专访,他的普通话并不好,但对采访很耐心,甚至特地准备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遇到没法表达的词,就写下来让记者看懂。环球时报:“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已经举办了5年,当初为什么会想到举办民族活动?黄永谦:年轻时代我也不是一个成绩很好的学生,85年我从美国念书回来,90年时候参加了中华总商会,这是第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团体,这么多年来,我都特别喜欢参加社会工作。回归前,我们面对的是澳葡政府,在回归后,是特区政府带领我们了,是澳门人管自己了,当时我就想,我们团体想服务社会,是不是需要一种新方向呢? 机缘巧合,2000年的时候,国家民委组织了一个团去新疆,那是我第一次去新疆,感受很深。九月底的傍晚我和我太太坐在路边,看风吹过杨树,晚上的时候星星就在头顶,真的很美。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我们看演出的时候,新疆的女孩子在台上满面笑容非常漂亮,但下了台却没有什么交流,感觉很有隔阂。所以当时我就跟国家民委的朋友说,我想为少数民族地区做一些事情。早在94年的时候,香港有一个“支持内地减灾扶贫行动委员会”,比如在内地有水灾等自然灾害的时候,这个委员会就会筹款捐给内地。澳门也有一些团体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包括中华总商会。后来我们去福建、江西看灾后重建,我就感觉“原来我们个人可以和国家有这么近的距离。”当时就决定,以后要是有能力,一定要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就动员身边的朋友,在内地捐助一些小学,或者在村里盖一个学校。就是这样开始的。07年,国家民委问我们,可不可以邀请台湾的少数民族朋友来澳门交流?这就是说从台湾的交通费、住宿费都需要解决,如何筹钱就是问题,当时我们选的地点是福建,因为那里离台湾近,我们没有钱去更远的地方。澳门的工商界朋友你请一顿饭,我请一顿饭,旅游公司的朋友帮解决车、教青局的朋友来解决住,就是这样的情况做起来的。一直到09年,朋友就建议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平台,开展民族交流活动。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由澳门来做这件事,我跟他们讲,正因为之前港澳在民族活动方面是空白的,澳门人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国家的事情就是澳门的事情。澳门有今天,是因为国家给我们的支持,那么我们如何反馈给国家呢?环球时报:您有很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样的爱国理念是如何形成的?黄永谦:我爸只是一个小商人,所以我从小也不是生活在那种传统的爱国家庭。我念的也都是一些天主教学校,应该说我的爱国思想是从参加中华总商会时候开始萌发的。从何贤到马万祺,中华总商会一直是个有爱国传统的团体。回归前后,国家会组织我们港澳人士去内地看民情,我们看到了国家的进步,也看到了国家落后的一面。我94年随减灾扶贫行动委员会去贵州,那里没有柏油路,走了一天的山路,当时就很惊奇:“原来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句话后边还有半句话:“带动其他地区的人,达到共同富裕。”我在学校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很爱历史,爱思考。我曾经跟我太太在北京住了40多天,住在东交民巷附近,初春早上六七点钟看那里,都是笼罩着烟霞的,很美。那时候我天天逛潘家园,以至于摊主都认识我了。另外,我还逛过菜市口,谭嗣同就在这里被杀害,他本来可以走,但他说过“愿意为中国革命第一个流血”。之前觉得这些人离我们很远,但后来想想正是他们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牺牲,才有现在。虽然我在美国读书十年,但我发现在国外找不到自己。环球时报:作为澳门人,怎么看香港一小撮人去年的“占中”行为?如何才能加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黄永谦:以前内地还没发展的时候,如果有什么灾害,香港同胞都是慷慨支持的。我们中国人很奇怪,越是危难的时候,越能团结一心,等富裕了,又吵成一片。很悲哀,香港“占中”的这群人很多是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年纪,香港回归时候刚出生。所以,如果这些年香港的国民教育做得好,传媒经营得好,是不会这样的。现在网络技术这么发达,年轻人动不动就喊“民主、自由”,觉得西方社会什么都好,但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已经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好得太多了!国家的进步都是有代价的,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年轻人不明白这些道理,就是因为对国家历史认识不够。当然,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以前我年轻时候,前辈们带我们去看祖国的历史、文化,我也乐意去组织社会活动,能学很多东西。现在这些小孩子呢?很浮躁,而这是整个社会氛围造成的。环球时报:“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很有特色,可以把各族大学生聚在一起增进了解,您觉得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吗?黄永谦:参加这个活动,我希望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来的,来自偏远地区没有出过远门的。这个标准我每年都讲,但还是有个别学校选出来的人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把我的标准理解为要“优秀的”。而我的意思并不是只要“优秀”,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同学可能不优秀,但这一趟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有人跟我说:“永谦,你说他们来自偏远地区,可他的手机比我好,照相机比我贵,衣服是名牌。怎么解释?”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总是出现这种状况,还要继续做下去呢?因为我不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还是能从活动中受益的,而且活动的机制也需要逐步完善。我没有这么天真,要我做的所有工作立刻产生成果,我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环球时报:每届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都邀请台湾同学参加,您在推进两岸青年交流方面有什么心得?黄永谦:我过去很少去台湾,07年的时候跟台湾的少数民族举办活动才开始频繁接触。我很喜欢台湾,台湾人太有礼貌了,而且很守规矩。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在“立法院”工作,他女儿跟他抱怨,说“台湾开放自由行,大陆游客随地吐痰、没有礼貌。”他就女儿讲:“你不应该这样批评大陆人,我那个年代的台湾人也是这样。修养是要一步一步培养的。”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这种细节如果不改善,会让两岸同胞越来越疏远。台湾同胞也许会想:“我为什么跟你是同胞啊?共同语言都没有。”“中华民族文化周”活动期间,宿舍都是打乱的,就是为了促进各地同学的交流。而且,我会经常提醒同学们,在这几天,你们有没有主动跟台湾同学沟通?你们有没有把好的形象展现给台湾同学看?环球时报:刚才谈了很多,您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黄永谦:每年办这种大型交流活动,我和太太都是一个月回不了家。活动的策划,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还有一些意外情况,比如有的同学赶不上飞机、有的甚至跑回珠海又进不了澳门了。事情很繁杂,如果不是为了能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让同学们了解我们的国家,我的生活不会是这样。虽然很忙,我觉得现在生活得很有意义。当我生命最后一天的时候,回想起来,他人给我很多机会,我也努力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这就够了。生活上,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们今天的进步和繁荣,是一百多年前、几十年前的革命志士们流血牺牲才换来的。他们有享受过吗?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能是一个想多为国家做点事情的人吧。